经营性信托法律知识问题解析(六) 信托的解任与合同解除权制度
高幸投资 2017-08-29 来源:中国信托网
信托合同是经营性信托中的主要信托法律文件,在信托合同法律关系中对解除权的行使具有单项性,此点与合同法中关于解除权的双向性特征明显不同。

四、信托的解任与合同解除权制度

经营性信托法律制度具有三项特质:

一是信托的设立、运行按照委托人的意志进行决策;

二是信托营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

三是信托营业中的经营性事务以信托公司的名义办理。

信托法设定了信托的“解任”制度,实务中应当重视有关规则的正确运用。

经营性信托法律知识问题解析(六) 信托的解任与合同解除权制度

(一)委托人有权行使任意解任权,受托人信托公司除非有特别约定外一般不得主动“辞任”

信托合同是经营性信托中的主要信托法律文件,在信托合同法律关系中对解除权的行使具有单项性,此点与合同法中关于解除权的双向性特征明显不同。因此,信托公司不得以公平原则、对等原则或是以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而要求行使对信托协议的解除权。

一般而言,在不涉及对善意第三方利益保障的情形下,不能限制委托人对信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一个重要规则是委托人的解任权不受期间制度的限制,即享有信托解任权的委托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信托解除条件成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解除权的,此后依然可以行使解任权。

因为解任权实质上保护的是委托人对信托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其中隐含着委托人对信托公司撤销信任的惩戒功能,故其系“信托”权利保护的必然要义。相反,信托公司行使解任权则必须以信托文件的特别授权为依据。

(二)信托公司存在背信行为、重大过失或侵权之举的,委托人享有法定解任权

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如果信托公司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解任受托人。显然,此种解任类似于一方构成违约而另一方有权行使对合同的单方解除权的情形。

此时,委托人有权以通知或协议约定的方式行使解任权,也可以诉请人民法院判决解任受托人。该类情形下的解任权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于第一种情形下的任意解任权,而是一种对信托公司追究违约责任的方式。

一般而言,合同解除有三种形态:一是协议解除;二是以“通知”方式单方解除;三是以诉讼或仲裁方式要求司法解除。

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在信托解任权纠纷中排除信托公司对“解除异议之诉”救济权的适用效力。因为单方解任权虽与合同单方解除权制度相似,但被解除方的救济权却完全不同。最为关键的区分包括:

一是合同的单方解除中,被解除方享有提起“解除异议之诉”的诉权,而解任权纠纷中被解任的信托公司单纯就委托人的“解任”行为不享有抗辩权与异议之诉救济权。

二是委托人与信托公司即便对解任权的行使期限存在约定,也不能限制委托人对任意解任权的行使。尤其在信托公司构成严重背信或侵权状态下,委托人对解任权的启动是一种权利。因此,委托人在信托存续期间内均可有效行使解任权。

那么,信托公司的救济权何以保障?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实体侵权责任的排除方面。也即,委托人虽有权决定解任,但解任权的行使并不意味着信托公司必然构成背信、重大过失或侵权。因此,信托公司有权对此类指控提出抗辩,并实质性地排除委托人对此类违约责任的追究权。

特殊情形下,委托人的解任权亦会受到限制。主要体现在经营性信托业务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制度中,。

一般情形下委托人享有对受托人的单方解任权,且受托人不得享有抗辩权和异议之诉救济权。但是,也存在特殊的例外情形,诸如“集合资金信托”的营业模式。

此类信托业务中,单个的委托人不享有对信托公司的解任权,委托人拟行使该项权力必须通过“受益人大会”的集体表决机制作出有效的解任决议方可实现解任目的。而且,对解任决议进行表决的会议必须由占50%以上信托单位的受益人参加方可召开,解任决议须由出席受益人大会的全体受益人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因此,司法实务中对集合信托计划中的信托公司予以解任时必须审查解任决议的召集、表决机制是否合法;必须审查解任决议的实体效力是否有效。在此种情形下,信托公司对解任决议的合法性享有抗辩权与异议之诉救济权,因为存在对解任决议持否定意见的受益人之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

此外必须正确认知到,如果存在委托人对信托公司解任权期限的约定,则该期限不同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当事人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行使合同变更或撤销权的期间;也不同于合同法第七十五条“债的保全”制度中债权人撤销权之起诉期间。这两项期间中的“一年”或“五年”不但与合同法解除制度中的解除期限无关,与委托人的解任权行使期限亦无关。

(三)受益人可以在一般情形下行使委托人享有的权利,但如果受益人行使解任权时与委托人意见不一致的,则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司法实务中,判定委托人与受益人关于正确行使解任权的争议规则主要有两项:一是判定何者的主张符合信托文件关于解任权行使的约定条件;二是重点判定信托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受益人权利的严重损害,因为信托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当然,此项判定标准应当遵循客观标准,而不是以受益人的认知为标准。

特殊情形主要体现在集合信托计划营业中,由于集合信托计划中受益人必须是委托人,故在集合信托营业中受益人行使解任权时不会发生普通经营性信托营业中的那种委托人与受益人对解任意见的冲突情形,而是按照受益人大会的表决机制作出是否予以解任的决议。

经营性信托法律知识问题解析(六) 信托的解任与合同解除权制度

(四)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运用案由确定规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现行有效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确定的案由类型,对于“信托纠纷”的案由被确认在第二十六类案由中,但类型显然过于简略不能满足信托纠纷的司法实务需求,其中仅有民事信托纠纷、营业信托纠纷和公益信托纠纷三种子案由。这就要求司法实践中必须根据对实体法律关系及诉讼法律关系的正确判断来准确创设及适用案由类型。

(五)信托公司针对委托人的背信、重大过失或侵权指控享有提起“反向确认之诉”的救济权

信托公司虽然一般不享有对信托协议的主动解除权,亦不享有对解任行为提起异议之诉的救济权,但当委托人或受益人在指控信托公司构成背信、重大过失或侵权的情形下如果不赋予信托公司以司法救济权的话,则对信托公司的合法权利显然构成不当限制甚至是损害,此种损害后果必然延伸到对其受托利益或经营权的损害,故应对信托公司的实体权利给予司法保护。其中最为有效的一项救济途径即是信托公司有权提起反向确认之诉,请求司法确认信托公司不构成背信行为,不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等侵害信托财产权益的状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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